回忆王秀丽事件(1)作为罪恶的见证。
并不是腿本身变长了,而是右臀的畸形减少了——右坐骨耻骨向左的位移减少了两厘米,耻骨角变窄了。
右臀常年不适,被忽视的右腰其实也不舒服。
1988年,难产时,子宫张开两指四天,疼痛昏睡交替。她只喝水不吃饭,生了打针,破了羊水,输氧干了命,划破了。孩子没有哭,而是倒吊着脚喵喵了两声,差点害死母子俩。
这是王秀丽的杰作。不,这是他们的杰作。这就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一次次改写命运轨迹的铁证。
王秀丽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她的一次受伤会有如此非凡的结果,她真的做出了贡献。
我不可能想到我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会是我五岁留下的后遗症和并发症。
直到去年我才从手机上得知,如果我小时候摔断了尾骨,尾骨向左偏,颈椎就会向右偏。这是我的身体为了平衡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我的长记性开始一点一点恢复。它们自动连成一串,交织成一张网,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里。
直到五十年后,我得到了解开它们的密码,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因果关系。
我突然意识到,我如梦初醒,我仿佛看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
思绪,被最初的记忆牵引着,和我一起被拖入了过去的时光。
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县城,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青山,四周是穿城而过的绿水。
穿过城市的是一条宽阔清澈的河流,叫做沂水河。
1969洪水前,我家住在沂水河畔南门桥北的县汽车站大院里。
车站很简单。从桥头到车站入口的那段路,就是它的天然墙——南墙。桥头很高,与车站入口形成陡坡。道路两旁有高大的杨树和柳树。与车站入口相连的东墙是车站售票厅和车站职工宿舍;西墙和北墙被街道居民家的后墙围着,只有与职工宿舍相连的房子开了一个通向院子的后门。
我家在院子东北角,紧挨着开后门的民房。只要他们的门开着,我就从他们家穿过大厅到街上或者回家,不绕车站大门。
王秀丽住在医院的西南角,而医院里只有两个人。
我出生在那家医院。我在那里住了七年,但我不太记得了。
我不记得父亲的怀抱和母亲的亲吻。
不记得了,一听到车进站的声音,我就像离弦的箭一样从房间里飞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冲到车门前,和路过的客人打招呼,天真地喊着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
我不记得我出生的时候,邻居的奶奶用左手抓着我说:“多小啊,像只细老鼠。”听说她还跟别人说:“这么小,肯定是养不活了,还不如早点扔掉。”
我不记得了,即使是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我也无法清晰地再现他们的音容笑貌。
我似乎没有亲密的朋友。经常一个人在外面徘徊,等其他小朋友出来一起跳绳。有时候会在别人家外面闲逛,等着别人邀请我进去玩。
一切都像一场梦,模糊而遥远,不可触摸。
然而,在这雾蒙蒙的背景中,有几颗明亮的星星在不停地闪烁。它们是我不忍想起,被遗弃在遗忘角落的难忘的最初记忆。
他们出来了。他们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比昨天更清晰,更生动。他们似乎在说,“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能重写吗?可以起诉吗?可以索赔吗?”
他们出来了,他们拖着我从现在到过去来回,寻找从过去到现在的真相。?
它们是我最初的记忆,记录了65438年到0967年间发生的几件事。
1967,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概念。之所以认定是1967,是想现在找我妈求证。
那年春天,我妈把我姑姑送到黄石嫁给我叔叔,走了几天。回来那天,一个大人喊我:“你妈回来了,你妈回来了!”"
“回去就行了,没什么区别。”我喃喃自语。
那人补充道:“嘿,这真的很有趣。她回来就不理她妈了。”
太可惜了。我不是小孩子了。那时候我以为只有抱在怀里,捧在手里的孩子才算孩子。
之后,接连发生了几件事。
有一天,我在离车站入口不远的售票处外面玩,我奶奶突然过来对我说:“这几天你千万不要在街上玩!””她挥舞着双手,脸上做出可怕的表情。
“为什么?”我心想,我看着我的祖母,等她解释,但她再也没有说什么。
现在想来,街上可能会发生打架、打砸抢等恶性事件。
一阵风过后,除了吃饭睡觉,我还是自由自在的到处玩。
又是一天,天快黑了,我从街上回来。
车站院子里没人,但大家都进了房间。
我沿着售票处-车站宿舍走回家,家就在宿舍尽头斜对面几步。
我走到最后一个宿舍外面。这时,宿舍里冲出一个人。他三十多岁是司机,女儿比我大。他突然抱起我,像亲婴儿一样亲了亲我的脸。我尖叫着,挣扎着,却挣不到。
“呸!呸!呸!”他真的把唾液弄到我嘴里了。我吐了三口,吐了他一脸,他才放下我。
这时,我的奶奶、妈妈和爸爸惊恐地跑出了家门。男人一边擦脸上的唾沫一边笑。我飞快地跑进屋里。外面没有声音,奶奶和父母进来后也没说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但又说不出区别。我不确定那个人的动机。我不理解家人的恐惧。没人能帮我定义一下。
然后,一切似乎都消失了,人们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又过了一天,那一年的最后一个反常事件——王秀丽事件发生了。
夏天的中午,空旷的场地周围没有一个行人。
我独自走在外面,漫步在王秀丽房子上方的高速公路上。王秀丽来了,她说去树上玩。我说我不会爬树,她说背我上去。所以,我被王秀丽带到了马路的另一边,我爬上了大约三米的树。她说她再也扛不住了,要把我扔下去。
一件影响我一生的事情悄然发生。没有人看到那个可怕的时刻。没有人知道那是王秀丽。没人问我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没有人知道我至少昏迷了五分钟。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只记得当我祖母抱起我时,我的意识直接与王秀丽说她要把我扔下去的情景联系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被扔下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地上躺了多久,我没有听到邀请我奶奶的哭声,我也不知道围观的人是从哪来的。
我只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我的右膝盖在流血,我感到疼痛,我的腰不能直起来直起来,我的右腿不能动也不能动但是我瘸了。
没过多久,我就把这些都忘了,神智不清了。
不,我没有忘记,只是封了。我把它们封存在记忆深处,不让它们干扰我以后的生活。
后来走路姿势变了,右腿变重,拖了下来。
我不知道。这和王秀丽有关。
我只会尽力掩盖这种缺陷,跑跳跳让别人看不出我有点行动不便。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指出我的腿有问题。
直到小学毕业后的某一天,有人表达了他看到的奇怪的东西。
那天早饭后,我蹦蹦跳跳地去了学校。我路过教育局门前的时候,站在那里的一个大人突然笑着说:“这罚款不好玩吗?走着走着就饿了。”
“饿了去玩?”我刚吃过。你为什么说我饿了?
我关注的是“饥饿”。我停下来,迷惑地看着那个人,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寻找答案。那人觉得越来越好笑,有点忍俊不禁。
其实他想说的是“玩”而不是“饿”。“饥饿”是他的修辞,他的幽默,他的机智。
那时候“饥饿”是人的一种常态。当时物资短缺,什么都要供应。每个人每个月只有半斤肉,除了米饭和咸菜之外什么也没有。没有油、水和零食,人们每天都感到“饥饿”。吃饭是最受关注的问题,甚至见面和问候都充满了“你吃饭了吗?”就像现在人们说“你好,早上好”一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教室里就觉得累,心里不平衡,像陀螺一样站不稳。
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上了中学后,这种感觉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的身心。
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别人讲的故事,说狐狸不能坐在水桶里的椅子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
不知道自己髋骨变形,左右不对称,右臀肌无力。
就像我老公常说的,不要以为你比我强多少。还有人说你是半个外国,臀部以上好看,臀部以下难看。其实你三分之二是外地人,一定要穿裙子或者外套。
我只知道我的右膝盖上留下了两个伤疤,一厘米长,半厘米宽。我以为王秀丽事件就此结束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大腿和躯干的关节受伤了,我不知道我的腰也受伤了。
只感觉右腿和脊柱的连接几乎是直的,也就是老公说的没有股骨粗隆间沟,是一整块板。
这几年越来越觉得这些痛苦越来越严重,想治好。
我不停地查阅书籍和资料,上网寻找治疗方法。我从未想过要挖掘记忆深处的王秀丽,复活遥远的记忆。
王秀丽事件的始末自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再现的不再是简单的现象,而是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外延的真相。
我看到了王秀丽冰冷的脸,她恶毒的眼神里包含着要把我从树上扔下去的意图和决心。
我知道我被抛到空中旋转了180,而不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落下。真的像她说的那样。
我可以算出从我落地到我奶奶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的最短时间。那是我失去知觉的五分钟。
我可以推断,受伤的不仅仅是膝盖出血,还有大腿和腰部的内伤,因为腰部无法伸直,大腿不听指挥。
一切都明白了,心情再也无法平静,过去的时光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在眼前反复回放。
只见一个小女孩跑着跳着,走了两步,踮着右脚,跳着左脚。
我看见她在小学的时候给农场送化肥。她瘦弱的身体在路上跑着,背着和那些大孩子一样多的猪粪。
小学四年级,她和朋友给学校盖房子,捡石头,锤石头。
到了中学,他们要为一中盖房子捡石头,锤石头。他们只是通过锤石头来工作和学习。
我看见他们了。她、尹友平和涂在寒暑假期间的周日去几英里外的沁水岩捡石头带回家。
沁水岩是采石场。每天拍完之后,人们都会去抢那些又大又细的石头。它们跑不过大人小孩,只能捡又小又粗的。
我看见他们一起散步。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60公斤的体重,扛着80公斤的石头,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摇摇晃晃,横冲直撞,一次又一次地掉下扁担,气喘吁吁,谈笑风生。
我看到他们把锤好的石头送到蚕种场去卖,每次都有80公斤重。他们既高兴又自豪,尹友平更了不起。虽然大了一岁,但涂邱虹曾感叹,“殷友平还是比较厉害的,总有100多斤。”
我也看到了他们初中紧张的劳动场景。他们和全校师生一起,搬走了一座山,填平了两个大池塘,建成了一个巨大的校园运动场,沿用至今。
啊,我又感到疼痛了。我分不清是髋骨还是股骨。在他们的交界处。以前感觉在环跳穴,现在感觉在环跳穴下面。
没有王秀丽和她造成的残疾,分娩虽然有点激烈,但也是可以忍受的。即使肩膀磨破了,脚起了水泡,也只会让意志更坚强,而不会扭曲身体,丝毫改变脊柱的正常生理曲度。
我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我终于明白了很多事情。在我年少无知的时候,有那么多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想要杀了我,残害我。
我的心在颤抖。我想为那个无辜的小女孩哭泣。我想为她哭泣,但我想哭却没有眼泪。
我问每个人,“你记得王秀丽吗?她姐姐的名字叫王美丽。”
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再也没见过他们一家。我不知道他们一家去了哪里。
不,她的名字既不叫,也不叫王。她的姓很少见。她是我唯一认识的人。
去年,我终于在1969年的洪水之前见到了我邻居的一个熟人。她家就住在车站对面的交通局旁边。她比我大两岁。我记得她,她也记得我。她还说我小时候很可爱,但是她不记得王秀丽家里有谁了。王秀丽一家应该已经离开熟人的视线很久了。
她的名字叫陈巧生,像个男人的名字。我记得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名字特别,还因为她端庄文静,像个淑女。
我说,“你为什么叫盛桥?像个男孩子的名字。”
她说南门桥是她出生那年修建的,父亲给她起了这个名字作为纪念。
我给她讲了王秀丽事件,描述了那些年我们家住在哪里。
“啊,你怎么记得这么久以前的事!”她笑着说:“你看,以后我的名字会出现在你的回忆录里。”她又说。
我心里一热,没想到其他人和我七岁前的邻居这么看重我。
我曾经是老师眼中最优秀的学生,我曾经是同学们记忆中的数学第一模范生。英语老师对我评价很高,说我应该学习英语。图·邱虹对我评价很高,说我实际上是块音乐材料。甚至有人盲目相信我崇拜我。
我曾经是最棒的。我本可以成为最好的。
为了过去,为了对我寄予厚望的人,为了备受摧残的身心,为了被篡改的命运,我不能再无所事事地顺从命运,我会竭尽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