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族的直接英语词汇教学与词族的循环记忆法

众所周知,词汇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威尔金斯坚持认为词汇应该在语言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没有语法,人们能说的很少;没有词汇,人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是他的名言。以往的英语词汇教学基本上都是伴随着综合英语课的语言点教学。本文提出直接英语词汇教学,即把英语词汇作为一门单独的语言知识来教授,以词汇学和记忆法为基础,暂时不借助语境,直接习得英语词汇,从而扩大词汇量。要更好的了解一个人,最好是了解他的家庭背景,更好的了解一个词,了解这个词的词源。学习汉语,无论是母语还是外语,不一定需要深入学习词源;但多关注词语的来源和历史,对汉语学习当然是有帮助的。

适当的词源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防范和避免一些常见的汉语错误。比如我们知道“步”是左右脚一前一后的象形字,就不会把它的下半部分写成“少”;知道“楚”的本义是“剪裁之始”,所以从“刀”到“衣”,就不写成“指”;.....同样,很多人把consensus(现今翻译为“* * * knowledge”)拼错为consensus(很多英国人也犯这个错误),却不明白这个词与consensus同源,与人口普查无关。与同意同义同源的Assent,自然不能与ascend混为一谈,ascend解释为攀登。再比如privilege,经常被拼错为previlege,因为不理解它实际上与private同源,没有前缀pre——意思是“第一”或者“之前”。

词源知识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单词的意思,尤其是当我们学习像英语这样的音标时。汉语中的词是由有意义的词组成的,比如“自主”、“语言学”、“皮下注射”、“无政府主义”、“二百年”等,一般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虽然理解可能不是很准确,但至少可以猜出来。从表面上看,自治、语文学、无政府主义、二百年等英语对等词无法分解成简单的元素。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他们,很难猜出他们的意思。事实上,很多英语长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构词成分”组成的;字数庞大,新词不断涌现。谁也不敢说日常阅读中不会遇到不熟悉的单词。但是,构词成分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掌握了常用的构词要素(如auto-,philo-,-log,hypo-,-derm,an-,-arch,bi-,cent-等。),生词的意思往往很容易想象,需要非常准确的解释时才能查字典,这对提高阅读能力和兴趣很有帮助。

对于来自童话、文学作品或历史事件的词语,要想理解透彻,运用正确,还必须找出它们的典故。

注意词源也可以帮助我们记忆词汇。我们在学习汉字的时候,不会把笔画看成是随意堆砌的线条,而是会用偏旁部首、语义符号、音标等概念来解释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从而帮助我们记忆。学英语的时候会遇到字母多的生词。研究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也会让它们更容易记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修订第二版)中,最长的一个词是pneumonomultumoscopic silicology(矽肺,尘肺),有45个字母长。没有想到方法是很难记住的。为什么英国医学界给这种病起了这么啰嗦的名字?这当然是有道理的:知道每个元素的意思会让记忆变得容易得多。

另外,学习词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语学习中遇到的一些异常现象。英语发音有很多令人费解的例子,如岛、债、收据、指示等,都不是按照明显的发音规律发音的。虽然我们可以视英语发音为不合理而不问原因,但这对学习是没有好处的。相反,当我们从这些词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中找出它们为什么“不一样”时,我们的学习不仅会增加兴趣,而且会有更好的学习效果。(曾玉成1992: 1-)文化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然而,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如此密不可分:语言根植于文化,语言体现文化,语言也影响文化。词汇是语言最基本的部分。一个词汇有时是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有时又像一块可分离的彩色鹅卵石,它包含并反映了语言背后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直接的词汇教学要突出词汇与文化的关系,通过学习一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学习一些英语语言中最重要的文化背景知识,一定会给我们的英语学习和跨文化交际带来意想不到的便利和好处!

(四)朗读——词汇理据(象似性)知识的教学词汇在词源、构词法、意义或词汇与文化的关系方面都不是任意的,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理据。近年来,国内外对语言符号象似性的研究不断深入,其研究成果越来越显示出词汇(包括句法、语篇等)的象似性。)有明显的动机。在直接词汇教学中,可以直接借鉴象似性研究的成果,更有效地组织和实施直接词汇教学。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象似性、象形性、象似性(张世和,2001: P190)和英语词汇象似性的文章可以借鉴,直接指导英语词汇教学。国内外兴起的词汇语义学和音系学也将为直接词汇教学提供一些有力的指导。

词汇的意义(词汇作为语言符号的意义)是语言作为认知和交际工具的本质内容,因此有必要研究词汇意义及其派生的理据,这也将使学生更科学、更方便地掌握词汇的意义。奥斯汀(J. Austin)在他的论文《词的意义》(1961)中指出,词的意义构成一个范畴,意义并不具有相同的特征,而是以某种方式相关联。如“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运动”、“健康的情结”。“健康”的含义在不同的搭配中是不同的,但含义之间是有联系的。“健康的身体”中“健康”的意义是中心意义,奥斯汀称之为初级核意义。其他意思:使某人。“健康锻炼”中的健康和作为“健康复合体”中的健康身体的结果具有中心意义的因果关系(奥斯汀认为这是部分替代整体的关系)。这样,“健康”就有了中心意义和延伸意义,而这些意义不是任意的,而是构成了一个相关的范畴,是自然的、无意识的、内心真实的。(赵燕芳,2001: 21-22)奥斯丁还研究了雷考夫后来所说的“隐喻”(他当时称之为“类比”),比如一座山的脚下,一张清单的脚下,认为这种概念结构是人们对人体的认知投射到其他事物上的结果。奥斯汀还注意到了一个词的意义范畴中各种意义之间的连锁现象,即意义的连锁变化:A→B→C→D…,虽然A和D之间的联系可能无法辨认,但意义A、B、B、C、C和D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A称为核心意义,B、C和D称为连锁的延伸意义。奥斯汀的观点虽然在当时没有形成力量,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将语言纳入了哲学和认知的研究领域,解释了“语言归根结底是认知的一个方面”(Lakoff,1987,p.21)。(同上,第22页)